创新的“引擎”，其实在空旷和寂静之中。美国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以下简称“北卡”）的生物技术中心，就坐落在层层白桦树背后，扎根于一座座宽敞的现代主义校园中，直到沙沙的树叶和婉转的鸟鸣打破寂静。喧闹的城市居民不会意识到，这就是美国创新的主要中心之一。

提起“科技中心”的概念，人们往往会想到硅谷、奥斯汀和迈阿密。然而，美国最早的科技中心，其实是北卡的“科研三角地区”（Research Triangle）。尽管这里相对上述地标已略显低调，但一直都在持续增长。

2022年，科研三角地区的初创企业筹集了222亿美元的风投资本，在全美经济放缓的情况下，创下园区融资新高。2022年10月，“美国增长”研究项目组将该三角区列为增长最快的第四个扩展城市，其新增工程建设项目额超过10亿美元，苹果和IBM在当地新增四千多名员工，而美国其他行业却在经历裁员。从2015年到2019年，北卡罗来纳州诞生了170多个初创企业。

北卡的科研三角地区得名于该州的三个城市所围成的“三角”：罗利（Raleigh）、达勒姆（Durham）和教堂山（Chapel Hill），并以三座城市的三所研究型大学为中心：杜克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和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当我们讨论美国产业政策时，常常忽略该地区；毕竟在两代人以前，该地区还是美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

2022年11月，作为“重建更好未来”项目的一部分，拜登政府为该地区拨款2500万美元。对此，中央和地方人士的兴奋之情都溢于言表。正因如此，我们更需要追问：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中，一个以烟草大亨和贫穷种植者为主的地区，如何成长为美国的生物技术、先进制造和科技研发中心？

过去，“无形之手”并没有将繁荣带到北卡——科研三角地区很难被称为自由市场的成功。那么，答案只能是“有为政府”和“优秀规划”，这些要素其实对私人企业和顶级研发人才都是友好的。正是通过这些公共部门的努力，人才、资本和创新才能在此地聚集，一个健康的本地市场也由此得以确立和繁荣。

随着美国寻求重建其产业力量，科研三角地区正成为美国最大的产学研中心之一。“在全球疫情期间，美国的产业供应链问题明显暴露”，当地领先产业组织北卡罗来纳州生物技术中心（North Carolina Biotechnology Center）的负责人道格·埃奇顿（Doug Edgeton）告诉我。“随着美国公司启动疫苗生产，突然就发现疫苗瓶塞等各种小东西根本买不到。个人防护设备（PPE）领域也存在相应的大问题。”

此后，科研三角地区通过其深厚的产业经验和积累拯救了无数美国人的生命。随着美国政府更系统地推动产业政策，该地区也在采取更多配套行动。“我们已经成功生产很多疫苗，并且在进一步了解和掌控整个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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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美国的产业战略

在美国，“产业政策”这个短语是枯燥、乏味和模糊的。它让人联想到“悲惨的”产业工人为了完成计划经济指标而辛勤劳作，而穿着制服的政策制定者则在附近的烟囱和钢厂的规划区里反复开会。这个词往往也与前苏联、中国、日本和韩国的产业规划有关，而他们都在工业化中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与美国不同，所有这些国家都具备自上而下经济模式的传统。

批评者认为，这种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风格与美国的联邦共和国制度不匹配，因为各州政治在“首要任务”中并没有给集中的经济决策提供太多空间。然而，由于疫情、高犯罪率和远程办公等环境因素改变，技术专家和白领人员正在不断离开硅谷等沿海地区。从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Madison）到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博罗（Greensboro），“科研中心区”正引来巨大的历史发展机遇。

北卡科研三角地区的已取得的成功表明，产业规划并不是仅存于前苏联的外来概念，而是美国自有的政策实践。在21世纪，该地区更将成为美国产业政策的一个新兴实验场。在美国政府开始实施《芯片和科学法案》（CHIPSand Science Act）后，产业政策的实验和复兴将更加突出。该法案自阿波罗登月计划以来，美国对半导体和研发领域的最大一笔现金投资。

所谓产业政策的“复兴”，并不会发生在血汗工厂和破旧产线上，而是发生在为思考和研究而设计的、极简主义和现代主义的高等教育园区中。在这些精心修剪的校园中，诞生了生物技术、软件和半导体等各方面的重大创新，包括最早的移动电话技术，针对聋人的听觉脑机接口计数，以及对艾滋病患者的显著治愈。

这些都是在美国独特的产业政策下实现的：在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下，私人公司自行承担研究费用，而国家则将地方治理机构纳入规划，并且禁止各主体从邻近城市吞并土地。上述行动的目标结果将是一个和谐的科技研发区域：国家权力的界限是明确的，更不会越过私营企业的关切，并且这些企业仍然需要相互竞争。

然而，美国的产业战略实验还很年轻，尤其当我们重新审视冷战时期的经验，发现很多事情并没有定论。一位半导体行业战略家告诉我，“美国想做产业政策，但我们甚至还没有完全入局”。如今，北卡科研三角地区正是展示产业政策每一步的典型案例。

这个故事始于一个“鸡和蛋”的问题。佐治亚州立大学历史学副教授亚历克斯·赛夫·卡明斯（Alex Sayf Cummings）在《大脑磁铁》（Brain Magnet: Research Triangle Park and the Idea of the Idea Economy）一书中写道：“在上世纪50年代，这个如今被称为‘三角区’的地区就业机会少、生活质量差、基础设施或运输工具缺乏，更没有大学或医疗中心等为私营企业提供研究创新的动力。”这时，如果严重依赖税收减免和补贴以实现招商引资往往是危险的，但这恰恰是过去美国联邦和州政府的工作重点。

卡明斯继续写道：“多年来，北卡等南方地区的官员曾长期点头哈腰，他们用税收优惠、熟练工人、更温和的工会、基础设施建设等条件来诱惑北方的公司。”其结果是，来自北方的公司通过投资控制南方农场和工厂，但资本总量仍然有限；北卡即便承诺良好的营商环境，也很少有企业主愿意在当地新增投资。任何有抱负的科技中心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城市需要创造更多岗位来吸引人才，但创造就业更需要优秀人才来牵头。

对此，科研三角地区为整个“创新机器”从齿轮到运转的过程提供了经验。在空间上，它厘清城区和郊区的关系，成为城市规划和区域产业战略的典范，并引起联邦政府采购人员的兴趣。各个阶段的发生是自然有机的，也并非简单地通过自上而下的法律和政策指令来强行推动：首先，区域规划者成功将大学和医疗中心纳入范畴，这正是研发的关键。然后，他们学会如何吸引优秀的知识工作者，并成功地从纽约和波士顿招募到他们。最后，他们引入联邦政府为当地注入资源，使该区域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长期保持繁荣。

▍从烟草大农场到生物技术创新中心

科研三角地区的故事始于二战后。彼时，美国经济开始从以装配线和钢铁厂为代表“工业时代”转变为以科学家、发明家和思想家为代表的“知识经济”，在产品和服务的开发中更加需要强大的分析和洞察能力。北卡地区的领导人们意识到，仅仅依靠“自由市场”无法通往知识经济的成功，产业的转型升级也是一个国家级的产业规划问题。对于贫穷的北卡，私人企业的局限性更加突出。

他们还意识到，北卡虽然此前未能赶上北方的工业化进程，但可以抓住战后经济转型的机会。由于联邦政府对“军工复合体”的巨大投资，佛罗里达州、德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阳光地带已出现大量“知识工人”定居点。这些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也为如今的硅谷奠定了基础。

北卡地区领导人也在努力争取联邦拨款，希望从“研发-产业综合体”的大笔资金中分到一杯羹。经过上世纪50年代温和但可观的增长之后，北卡地区的转折点在1963年出现。彼时，肯尼迪政府注意到科研三角地区，并同意联邦政府于当地签订相关采购合同。

“北卡罗来纳州是一个好地方：那里有一个由学院、医院和基础设施组成的三角区”，肯尼迪总统如是说。此后，联邦政府又在当地设立一个环境卫生研究中心，IBM投资建设第一个科技园区。基于前十年创造的良好营商环境，经济增速逐渐起飞。到20世纪80年代初，科研三角地区已是美国博士最集中的地区之一——这也是当地官员向计划新建研发中心的大企业主推的一点。

不过，留住人才又是另一回事。北卡利用新获得的财富和税收，建立了全美第一个由政府支持的交响乐团和州立艺术博物馆。此外，北卡也是第一个使用公共资金建立表演艺术学校的州。文化为当地带来活力，因为它不仅是改善当前生活质量的基石，也能进一步吸引受过高等教育的高薪人才。

1984年，当另一个州的科学家首次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六年后，北卡政府成立北卡罗来纳州生物技术中心。该中心希望抓住生命科技领域的早期优势，提前布局下一个重要的前沿产业领域。其战略是资助招募科学家在校园内提出想法，然后为一些小公司提供贷款，帮助这些实验室成果转化为有市场前景的产品。通过市场的验证，进一步推动技术进步，并获得更多投资。

科研三角地区持续的蓬勃发展，是政府、企业和研发各方面、多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也应该成为未来美国未来政策蓝图的重要参考。事实上，已经有观察家本意识到这一点。2021年11月，基于产业竞争力、创造就业机会、推动技术发展等评价标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将该区域评为“过去50年美国产业政策领导者”——公私合作的研发模式很容易形成最成功的产业政策模式。

“当一个企业决定到某地开辟一个研发中心时，他们想知道，当地人是否会提供帮助”，埃奇顿介绍道，“地方政府会和企业一起工作，并向他们解释：‘你需要机场交通、电力、这么多各种各样类型的工人。在北卡，我们知道你们的需求，也能提供上面的一切。”

▍科研三角地区的成功经验

我们可以从科研三角地区的成功学到什么呢？

首先是“正确的补贴定位”，以明确优先事项，同时让企业在研发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其次是“适宜的空间和城市规划”，保证其对研发密集型产业和专业人才是友好的。

最后一条经验则是“持续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在降低企业成本的同时，也能保证高层次外来人才的生活质量。

第一课：支持技术前沿的商业竞争，而不是像“过圣诞节”一样狂发补贴。在科研三角地区，北卡州政府展示了如何建立一个具有广泛管理权限的组织（如“三角研究园区基金会”，Research Triangle Park Foundation），以及如何利用该组织来资助具有商业潜力的研发项目。通过研究型大学的平台，科学家们为追求相同资源而激烈竞争。竞争推动有价值的创新，而企业可以对研究成果进行商业转化，并且无需向政府支付特许权使用费。为此，企业也有经济动力继续投资新想法。

美国公共部门研发的投资回报率高达67%。但如果美国政府草率地实施《芯片和科学法案》，却可能破坏掉当前的创新正循环。该法案是当今美国产业政策的核心，但也可能成为一颗“挂满免费礼物圣诞树”，向英特尔等臃肿停滞的芯片公司提供大量补贴和减税。

在最近一次对中国台湾的访问中，当地的半导体企业高管向我表达了他们的沮丧：虽然他们努力配合美国政府的要求，并且在美国不断追加更多投资，但美国商务部却一直将他们排除在补贴名单之外；相反，那些臃肿、自满和过时的美国芯片公司却始终能政府各种扶持。

“尽管很多美国本土企业已经落后中国台湾好几个时代，但美国政府依然会轻易将资金交给这些‘冠军企业’，这显然不能激发出任何有意义的创新”，这些台湾地区的高管如是说。而在2023年2月24日，甚至白宫都公开发表声明谴责英特尔，指出“芯片法案”不是为了给陷入困境的公司提供资金。

从这个角度来看，芯片法案可能无法真正发挥出美国的最大优势，即国家对前沿技术的支持。一旦这些技术能够被公开利用，私营部门就可以对其投资和并且启动商业化。美国在二战时期的国家科研体系管理者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重要的是有伟大的头脑和思想家，他们可以在传统的官僚体系之外进行创新。他们如果待在官僚机构中，反而容易受到压制。但是，如果国家真的有需要，他们也能随时进入这些官僚机构。

如今，美国的产业战略也应该如此安排：政府必须提供帮助，但也必须迫使公司靠自己的力量去竞争。

第二课：空间和城市规划是建筑业的核心，更是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角研究园的出现，并不出自联邦政府自上而下的大包大揽，而是地方主体对现有景观和资源的高效整合利用。针对高科技企业和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生活需求，北卡的规划者将三所主要大学、穿过该地区的良好路网、几千英亩相对未开发的土地共同组成的空间进行重塑，实现产业升级。

“我们都应该记住，我们将销售的不再是一片工厂用地”，1954年秋天，帮助提出并策划“科研三角地区”构想的地产规划师罗密欧·格斯特（Romeo Guest）就曾明确指出，“我们将销售的是可靠的工程师团体、科学研究设施和文化生活条件”。

在治理和执行层面，北卡州政府的领导也没有依靠资源有限、相互竞争的地方市政当局，而是建立了一个新的治理模式。如今，三角研究园区基金会作为统一当局，对该地区的规划有前所未有的控制力，并且还能阻止区域内的城市为自己争取任何土地。统一的规划消除了多名市长争抢城镇资金的需求，避免了各自为政导致的战略混乱和不连贯。

当然，科研三角地区的核心就是“空白”。《大脑磁铁》一书中写道，“有了集中权力和五千英亩土地作为画布，规划者可以在一个几乎前所未有的规模上执行严格的设计规定”。因此，当地也能专心用打造空旷和寂静的研究环境，用于吸引那些充满智慧和知识的大脑。这与过去的产业规划项目也有所不同，后者往往是城市化的，旨在建立各种工人聚集的空间。此前，知识工作者往往都只能挤在曼哈顿和波士顿的公司总部周围的狭小公寓里。

这种规划智慧延续到今天。越来越多的白领员工离开旧金山和纽约这样的中心城市，并迁移到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和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这里这样的小型创新城镇。“这个地区的规划绝对是完美的”，达勒姆市的一位餐馆老板热情地分享到，“我们的顾客越来越多，因为所有的年轻人都在从加利福尼亚和纽约搬来。当然，他们也带来了短暂的交通拥堵。不过我们这里空间很大，总体依然不拥挤。我们的城市规划正是为了欢迎聪明人的到来。”

第三课：在政府的支持下的良好营商环境中，初创公司也能够竞标联邦政府和大公司项目。研究-产业园区有一些先决条件，并不适用于所有城市和地区。最具创新性的企业雇主寻求的是精英科学人才和创新理念，这样才有后续开发和商业化的潜力和价值。

一般而言，只有稳定的大学和研究中心可以源源不断提供这样的人才和想法。然而，最好的人才只有在当地生活质量、工作稳定性和薪资都能彰显其自身价值的情况下，才会选择在毕业后留下；与此同时，最好的企业也只有在能够聘请到这些人才的情况下，才会正式开业。因此，合理的低税率、文化和娱乐活动、低犯罪率和良好的学校都是一个成功的研究-产业园区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科研三角地区创立的的早期，美国各地区在吸引人才和资本方面的竞争十分激烈。上世纪50年代，北卡的精英们对落后于其他南方州（如佛罗里达州和南卡罗来纳州）而感到无比焦虑，并且面临着追赶的压力。他们逐渐地也意识到，不能为特定的几家公司提供补贴，而必须培养一个富有成效和有利可图的商业环境。因此，他们向大学提供大量的政府资金，通过“工人权利”法案，防止工会垄断高技能劳动力，并对财产税进行了限制。

在联邦政府国防合同的推动下，该地区的经济在几十年内保持了稳定的增长趋势。最近人才和企业的进一步流入更表明，科研三角地区已经成为纽约和旧金山等“超级明星城市”以外更广泛的美国产业振兴的中心。

美国的地方政府都在激烈争取联邦拨款，但他们内部的产业规划却依然存在各种问题。过去，美国已建成不少非常成功的研究和高等教育中心，但却没能打造出充满持久活力的制造业生态体系，这也许正是美国在这个时代的最大挑战。显然，自由市场本身并不会决定一个产业的成败，而能支持优秀企业发展的有为政府将发挥更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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